（一）被动的受众（作为大众的受众）

早期的受众研究（20世纪初）从大众社会理论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出发，把受众看做完全被动的“大众”。由此产生了“枪弹论”等效果观。

法兰克福学派等大众文化理论者，也倾向于将大众视为易被操纵的群集——但不是被一般的宣传所操控，而是被文化工业。

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有：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火星人”入侵。

（二）顽固的受众（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随着受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一些实证研究的介入，许多人开始对此前的受众观和效果观进行反思。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伊里调查和个人影响研究中发现，传媒并不如他们原本想象的那样强大有效。这主要是因为受众中存在“既有政治倾向”“选择性接触”和“意见领袖”等多种情况。由此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先河。

有限效果论表明，受众并非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具有一定社会背景的群体成员。受众对媒介的接触虽然是个人活动，但这种活动通常受到群体归属、群体规范和群体利益的制约。

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有：传播流研究、霍夫兰的说服性效果研究。

（三）主动的受众（作为拥有主动需求的受众）

20世纪60年代，使用满足理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开创了从受众角度出发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而此前的效果研究主要从传播者角度出发。

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有：使用与满足理论。

（四）能动的受众（作为生产者的受众）

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如霍尔等拒绝作为大众的受众观。他们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构，认为意义是受众与传者之间通过文本进行协商和互动产生的，确定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文化研究的成果显示，受众不像早期批判学者眼中那样被动和消极，不仅在信息接收方面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且还能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有：霍尔的解码-编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