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同时，礼典和民间礼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不同规范形式有其各自作用领域，并不是只有“律令”在起作用，仅靠“律令”也无法包容所有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我国古代“礼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系。从法律形式上说，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法典法和非法典法、中央法和地方法从法的层级上说，有结构严密、条文繁复的礼典，有体例完整、疏而不漏的“正律”，有大量的以礼俗为中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对于“礼法”一词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礼法”是一个法哲学范畴，也是一个治理概念。“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