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山水画发生巨变和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
宋代的文人画，到元代被推向了高峰，离开了宋代绘画的坚实作风而走向空灵的写意，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首先要提一提的是赵孟頫。
赵孟頫是一个修养全面的艺术家，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精，其书法成就尤高。他在书法和绘画上都主张“贵在师古”，这是针对宋以来尚意之风和当时许多画家用笔纤弱而发的，也确实对绘画和书法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主张的师古，仍然停留在技法上，而没有重视“师造化”，没有重视深入生活。他的《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水村图卷》《重江叠嶂图卷》等都是著名的山水画作。
如果说西方绘画重在写实，属再现艺术体系，那么，中国绘画则重在写意，属表现艺术体系。中国绘画虽然也主张“外师造化”，但更看重“中得心源”虽然也要求“形似”，但更强调“神似”。把这种追求抒情写意、以境界韵味为核心的表现美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是“元四家”。
“元四家”，指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同，具体技法上各有特色，但是，在绘画思想和审美情趣上，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对明、清两代的绘画影响非常大。
元代画坛，山水画是主流，成名的画家四百余人，其中，钱选、高克恭、方从义、孙君泽、卢师道、朱德润、王振鹏等也各有所长，形成了元代山水画的繁荣局面。
元代花鸟画和人物画的成就相对较小。由于元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高压，许多文人都采取隐遁的办法消极抵抗。他们多画墨梅、墨竹，以梅、兰、竹、菊象征自己不随流俗和孤芳自赏的情操，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王冕、钱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元代以画梅著名的，有王冕、周密、钱选、沈雪坡、朱淳甫、赵云崖、乔戚里、陈立善、吴大素等，尤以王冕最为著名。
元代人物画家不多，只有赵孟頫成就很高。赵孟頫的人物画成就很高。他的《人马图卷》《红衣罗汉图》等，都是元代人物画中的上乘之作。
除赵孟頫以外，元代也还有一些人物画家，如颜辉、钱选、何澄、任仁发、王振鹏、张渥等，都有人物画作传世。如《水月观音像》（颜辉）、《李仙像》（颜辉）、《紫桑翁图卷》（钱选）、《归去来兮图卷》（何澄）、《张果见明皇图卷》（任仁发）、《伯牙鼓琴图卷》（王振鹏）、《九歌图卷》（张渥）、《雪夜访戴图》（张渥）等，都是人物画中的名作。
“元四家”遁迹山林，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这种态度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们那种萧索疏淡乃至枯寂幽远的作品及风格，也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取。明代初年，画院恢复，统治者有意提倡南宋院画，推崇李、刘、马、夏，他们的画风支配了明初的山水画坛。
明代山水画，派别林立，最著名的，是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吴门派”和晚期的“华亭派”。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周文清、周鼎、陈景初、王谔、夏芷等都属此派。此派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和夏珪，多用斧劈皴，笔有顿挫，多用干笔，水墨氤氲，浑然天成。
东南苏州一带，人文荟萃，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趣味与赵孟頫和“元四家”相似，因此，他们继承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格而形成了“吴门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吴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征明和仇英。
沈周的年龄比唐寅、文征明、仇英大得多，唐寅、文征明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是当之无愧的“吴门派”画家的领袖。
沈周的画，远追董源、巨然，近师王蒙、吴镇，继承的还是“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的风格。所传有《庐山高图》《沧洲趣图》《匡山秋霁图》《夜坐图》《春山欲雨图》等。
“吴门四家”中的仇英与其他三家有些不同，他是漆工出身，靠刻苦学习，终成大器。他的山水画，学习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多作青绿山水。传世名作有《玉洞仙源图》《莲溪渔隐图》《桃溪草堂图》等。
“浙派”和“吴门派”的末流，都师古不化，墨守成规，以至笔力纤弱、死气沉沉，代之而起的，是“华亭派”。
“华亭派”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顾正谊、莫世龙等“画中九友”。他们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师古，师法的是自王维、荆浩、关仝等直至“元四家”。
明代前期院画占主导地位，边文进和吕纪是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钱永善、罗绩、俞存胜、张克信、叶双石、邓文明、边楚祥、边楚芳、边楚善（三人为边鸾之子）、罗素、唐志契等，都以画花鸟闻名。
明代中、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使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是沈周、唐寅、陈淳、徐渭。
明末清初，继承董其昌等人的是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画家，他们的倾向仍然是摹古，甚至几乎只仿黄公望一人，搞得“家家子久，人人大痴”（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
“四王”的山水画，技法精绝，笔墨韵味十足，把文人山水画的水墨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仿来仿去，内容题材非常狭窄，风格技法也越来越单一。
真正使明末清初画坛面貌一新的，是以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等所谓“四僧”为代表的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石涛、八大、弘仁、髡残等人，都是明代遗民，为了避祸，遁入空门，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叛逆。他们也认真学习古人，但反对对古人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在技法上提倡“我自用我法”。针对“四王”完全脱离生活，在古人陈迹中讨生活的陋习，提出以造化为师，“搜尽奇峰打草稿”。“四僧”的山水画，代表了清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