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夏和商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极大的增加,也让社会组织结构更加的细分。到了西周时期,国家对教育机构更加重视,出现了真正具备系统的学校功能的教育机构。而“官学”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奠定了教育机构的地位。

所谓的“官学”指的就是“学在官府”,官府已经可以建设专门的公共建筑用来进行教育和行政活动。相比之殷商时期,西周的官学已经有系统化、理论化、计划性的教学活动。

最大的体现,就是西周教育必学的“六艺”,也就是具体的学习科目类别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和规划。

所谓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传承自夏商,也是主要用在祭祀或各种典礼上的知识。射御主要是军事技能,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书数则主要是有关于读写算的知识教育。书是识字,数是数学,是比较实用的知识技能。

在西周时期的人们认知中,“六艺”科目具备明显的等级区别。“礼乐”是最高境界的道德学问,是为人君主、治理天下必学的技能,因此称之为“大德”“大道”。而射御书数则只是“器”。

因此古代教育有明显的偏科现象,重视德行,轻视技能。学习礼乐道德比较好的人,比射御书数更加的有地位。

西周时期,教育依旧只是统治者和贵族的专利,教育机构设置在官府之中,学术、知识、典籍、礼器等教育资源都被官府把持,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

因此西周时期的“官学”有着极为明显的几个特点:1、惟官有书,而民无书。2、惟官有器,而民无器。3、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统治者和贵族垄断了教育资源和教育活动本身,教师由官员兼任,学生则是官员子弟。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场所,同时也是行政场所。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环。

根据地域的区分,西周时期的官学又分为“国学”和“乡学”。总的来说,设在王都之内的学校被称之为国学,主要面向王子、诸侯、都城官员的子弟学习。设在王都外的行政区地方上的学校,则称之为“乡学”,入学对象为一般奴隶主和贵族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