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势”、“术”、“法”三者糅合为一，即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
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
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
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种把“参验”作为判别知识真伪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
到了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德刑并用，成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但是，先秦法家对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