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马三儿朋友讲得故事：
马三儿在北京“文革”以前绝对是一大玩主(现在许多人写作“顽主”，也称“老炮”)，1966年以前北京只有他们这一批玩主最出名。他们几乎全都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
就这个可以称作老炮的马三儿来说，他父亲去世得早，具体什么背景就没人关心了，而他母亲竟然是个女强人，据说曾经担任过北京一个区的党部书记——但那是国民党时期的事。至于1949年以后，他母亲在哪儿、做什么等等，马三儿绝口不提。其实，这帮玩主几乎都不提自己家里的事儿，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只提他们自己，无论是“过五关、斩六将”还是“走麦城”。
他们似乎游离在北京的社会边缘外，个个都进不了国家编制，混得好的，顶多挂在某单位当个临时工或合同工，还算是有个固定收入。马三儿就连这种工作单位都没有，只能去个体的汽车修理站打工。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奇观。为什么北京那会儿竟然有个体汽车修理站呢我猜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北京有许多人家里还有点儿家底子或者有海外关系，并且这些人家还有私家车或摩托车，虽然寥若晨星，可是还真有。但是当时的汽车修理厂都是为政府或军队修车的，忙都忙不过来，谁还会为他们私家车修理呢。不知走了哪种关系，最终被特批成立了一家个体汽车修理站。
从北大荒回来的马三儿，就此在那个汽车修理站找了个活儿，虽然他不在编制，也没有公费医疗，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但工资却比别人高得多。而且他们汽车修理站也没有党支部，也就没有政治学习，他们比大多数在编人员清闲多了。
2014年看看马三儿，绝对是一表人才。“驴不驴”没法考察，可是他们天天在锻炼身体“练块儿”，外观上看起来已经够彪悍的了。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只挣有限的工资，马三儿虽然没有固定工资，可他自己到处找零活儿干，自己签合同，结果还能提成。“矬子里拔将军”，他在这帮年轻人里，当时就算是大富豪了。而且， 他对女孩子的关心、细心，其他年轻人没几个能比得了的。
当时，北京一共就那么几个有名的饭馆儿。马三儿是灯市口那家名为“康乐”饭馆的常客。这不只是因为那儿的上海菜对他的ロ味，根本原因是，“康乐”有两位全北京都知道的绝色美女服务员——小蔡和小黄。她们让至少半个北京城的年轻人都先后惦记过。我们偶尔去那里，都是这两位美女接待，渐渐地似乎也认识了我们。每次去，她们也会把我们当熟人，帮我们找个座儿啦，给我们出出主意啦，告诉我们怎么点菜又好吃又便宜啦——人家一眼就看出来我们就是几个穷学生。就这样，我们都自以为和她们“套上磁”了，一见到她们俩就心跳、脸红，简直快晕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发小，又凑齐了钱去“康乐”。小黄好不容易才帮我们找到一张饭桌，我回头一看，人家马三儿自己一个人叫了一桌子的菜，还有两瓶冰镇青岛啤酒。小蔡和小黄都面带桃花、喜笑颜开，和马三儿你一句我一句，谈笑风生。当时，我们全傻了，人家马三儿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呀。
说到闲，我们谁也比不了马三儿，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所以能半宿半宿地排队去买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的票。他还有工夫夏天在玉渊潭成天游泳，冬天在北海冰场疯打冰球。这就是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城的那批真正的玩主。
1966年以前，北京只有这一种玩主。这群玩文学的、玩艺术的各路豪杰，在他们眼里都属于“学派”，就都是“雏儿”既未尝过人间疾苦，也就自然不知道人间欢乐根本不懂何谓人生的酸甜苦辣咸，全是一片抽象的理想主义傻学生，里外都是一个“虚”字。 马三儿为首的这帮玩主，在体制外，在社会外，早就明白了理想主义的空泛。他们直面短暂人生中的短暂青春，于是千方百计、砸钢卖铁——充分挥霍年华，享受人生。
除了游泳、滑冰、弹吉他、骑摩托等等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泡妞儿。他们都是踩在当时社会容忍度的悬崖边儿上，马三儿自然变成了北京玩主的大哥大，因为他是唯一从悬崖底下爬回来的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