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法与治吏的结合上，王夫之作出了远比黄宗羲丰富的理论阐发。在王夫之看来，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恤民隐。所以“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
“民气之不可使不静，非法而无以静之。”但是，他反对只任法不任人，指出：“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所以，“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
任法而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敝也”。因为，“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辩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因此，他也重视执法之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