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是

长期以来，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一直为学界和媒体所称道。所谓的四大考古发现，是指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西陲汉晋简牍文书和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其实，四大考古发现的说法是对考古学的误读。下面先来看看这四项发现。

1899年，天津学者王襄和北京学者王懿荣分别辨识出殷墟甲骨文，并开始购买收藏殷墟甲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外学者对殷墟甲骨的收集、著录、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继而引发了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后15次发掘殷墟遗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改写了商代历史。

王襄和王懿荣最先在学术界揭示出殷墟甲骨的学术价值，成为中国甲骨学史上发轫之举。他们所依据的实物资料都是从河南范姓古董商手里买的甲骨，这种做法不能说成是考古发现。

1900年，道士王圆箓清理敦煌莫高窟的积沙，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从藏经洞拣选写经文书中的精品，掠走5000多件。1910年，藏经洞里劫余经卷等物，大部分运回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本人从王道士手里掠走600件。1914年，俄国人又从敦煌掠走一批经卷写本。这些外国人的掠夺，使敦煌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失。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遭到外国人的多次掠夺，这种强盗行径绝对不是考古发现！

1899年至1902年，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在罗布淖尔附近发现古楼兰遗址，并且收集到许多文书，后来出版了考察报告。1913年至1916年，英籍探险学家斯坦因考察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居延烽燧遗址、黑城遗址等，盗掘了一些古代遗址，并掠走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有数以千计的汉晋简牍。斯坦因的盗掘和掠夺，更不能说是考古发现。

1909年，清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奏准修缮。于是将实录、圣训移至大库南面的银库暂存，其余档案和书籍，一部分暂移文华殿两庑存放，大部分仍留在库内。1910年6月大库修毕，学部参事罗振玉去大库检取书籍，发现那些奏准待焚的档案和书籍极具价值，随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获准之后，把档案和书籍交归学部。内阁大库档案和书籍不属于考古学范畴，罗振玉的发现也不属于考古行为，大库档案的发现理应不是考古发现。

那么，上面说的这四项发现怎么会跑到一起了呢1922年，有个笔名“抗父”的人（很可能是王国维）写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发表在《东方杂志》上，1923年收入《东方文库》第71种《考古学零简》。这篇文章说：“而近二十年，尤为古物出土之黄金时代。数其最大者：则如殷墟之甲骨文，敦煌及西域诸城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古籍，内阁大库之宋元刊本并明以后史料，此数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之所出。”这里的“孔壁”，指西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拆毁孔子旧宅扩建其宫室，在孔氏墙壁中发现了用古文书写的经典。“汲冢”是指西晋武帝年间汲郡人盗掘一座魏国古墓，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古书。

1925年，学术大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后来这篇演讲发表在《学衡》上。王国维在演讲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王国维把殷墟甲骨文等发现称作“新发见之学问”，并没称作考古新发现。

由于不明白什么是考古学，所以有的历史学者对这四项发现作出错误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中，集中介绍了前所未见的五项重大发现—即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笔者认为，从今天来看，这个总结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后来考古上的大的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位学者最后一句话着实说错了，因为只有通过真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古代遗存，才称得上是考古发现。而中国的考古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形成的，20世纪初期中国还没有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