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学的合法性讲的是被统治者为何认同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除了暴力以外，如何能保持统治的权威和地位。国际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治学的合法性含义基本相同，但由于国际社会没有统一的中央权威，国际政治的合法性在论述上并不系统，其重点解释的是国际社会合法性的来源。
二是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全球治理成本既是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谁来埋单的问题，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中国要以有限的资源获取其他国家的认可，使中国获得道义或实际的领导力。
美国治下的和平实质上是一种美国霸权下的“和平模式”，但与英国霸权模式不同的是美国的霸权模式是通过地区层面的成本均担（解决安全问题，如北约）和国际制度霸权（如在经贸金融领域的主宰地位）来实现其公共产品的分配。
目前的状态是曾经长期提供公共产品的美欧不愿或不能继续提供公共产品，中国面临一种两难困境，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会被误解为与美国争夺霸权，如果不提供公共产品，又有可能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上，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对“中国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声誉，增强崛起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
现阶段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提供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对改变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道德感召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全球治理的问题大多是超越一国主权范围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复杂问题，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同时，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要想寻找一个有效的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需要各主权国家进行合作甚至让步主权，这就牵扯到全球的权力分配。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华尔兹认为，“结构是指一系列约束条件，在国际政治中，实力最强大的单元为其他单元和它自己设定了行动的舞台，在系统中，主要行为体的行为对所有国家或公司命运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
因此，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与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应该发挥联合国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