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风华》里,有一个桥段,宣宗朱瞻基病危的时候和于谦有一次对话:

朱瞻基:你爱的不是朱家,是天下你心思太重,心气太高若让你身居高位,最终会不得好死

于谦:知我者太宗皇帝也。

这是朱家皇帝眼中的于谦,将天下看得比皇帝要重要,姑且称之为"重国轻君"的思想。在瓦剌兵临京师的时候,于谦将这一思想表达了淋漓尽致——

于谦对太后孙若微说:

如果皇上是神,天下就不应该有战争,有灾荒。如果皇帝什么都懂,都明了,他就不需要有百官,不需要有六部

刘家的汉朝,李家的唐朝,赵家的宋朝,这些都不是一家一姓得了天下,就自命天子吗?他们真的是天子吗?还不是一样,亡了国家,苦了百姓

现在,他只不过是个姓朱的倒霉蛋,是个又糊涂又愚蠢自大的小孩子皇上和那个小孩子,就差的是一件黄袍而已。

于谦的这些话,在君为臣纲的大明朝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语言,他否认了君权的神圣,践踏了皇帝的尊严,难怪孙太后动了杀他的心思。

于谦在土木之变后力主抵抗。

历史上的于谦,做的事情比电视剧里还要彻底,面对瓦剌太师也先挟持皇帝朱祁镇攻掠中原,威胁京师时,于谦置皇帝朱祁镇的生命于不顾,喊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毅然地担起组织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为了社稷和百姓的安全殚精竭虑。

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愚忠思想发展到顶峰的明朝,于谦的思想,亮起了明朝第一盏重国轻君的明灯,开启了大明文人的别样风骨。

一、于谦是明朝第一个明确提出"重国轻君"思想的人。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浙江杭州人。明朝的名臣。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其"重国轻君"思想是在国家社稷面临灭亡时刻提出来的,作为和传统思想相悖的主张,体现了于谦非凡的胆量和独立的思考,主要内容有:

不能因为一个被俘皇帝,牺牲整个王朝的利益

瓦剌太师也先利用被俘的英宗,要挟明朝投降并索要财物,为稳定人心、军心,于谦主张放弃营救英宗,确保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和京城人心的稳定,进而保住大明江山

于谦的"轻君"仅限于身在敌营的明英宗。

基于重国轻君的主张,于谦派人告诫边关的守将,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调兵遣将,积极备战。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挟持着被俘的英宗朱祁镇,率瓦剌军直抵京师。于谦取得京师城保卫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也先的诡计。

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不仅在现实里挽救了国家,而且是重新思考皇帝和国家关系的第一人。

他的思想源于战国时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孟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不会有坐牢或者被杀的风险。

于谦面临的环境则要恶劣的多,随着秦汉以来皇权的不断强化,"君为轻"的言论逐渐消亡。特别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大肆删改孟子的轻君言论,不断强化和灌输"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在如此糟糕的压力下,于谦敢于挺身而出,将关闭了一千多年的轻君大门打开了一道缝,当众宣扬"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点需要莫大的勇气。

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1、否定了朕即国家的观念,肯定了国家与皇帝是不同的主体,二者的关系是"国重君轻"。

2、就不必恪守"君为臣纲",为调整明朝僵化的君臣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3、宣告了国家利益至上,臣下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拒不执行君主的错误决定。

于谦在土木之变后,不顾英宗的安危,另立朱祁钰为帝,打破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的规定,均是基于这个思想。

虽然于谦在英宗朱祁镇"夺门之变"时被石亨等人陷害致死,但是他的浩然正气,他用鲜血染红的"国重君轻"主张,一直被明代有识之士所肯定、敬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靖年间,湛若水将于谦的重国轻君的理论推进了一大步。

二、湛若水提出"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的理论。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不惑之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京筵讲官、侍读、南京吏部、兵部尚书,参预机务。他在老师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心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他与同时代的王阳明被尊为"王湛"。这里我们不讨论他的哲学思想,只介绍他对于谦的重国轻君思想的发展。

嘉靖年间,湛若水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的理论,把重国轻君的理论推进了一大步。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是简单的排列了一下民、社稷和君的轻重关系。于谦特别强调了社稷和君的重要性,他把民归属于社稷的一部分,并没有特别关照。湛若水则将三者的关系演变为两大政治主题:君和社稷、社稷和民。两两相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同时,在重民和君臣关系上,他更有深遽的发挥,从而形成了明代重国重民轻君的理论。

当学生问他怎么评价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时,他说,如果岳飞真正懂得社稷为重的道理,那末,他就应该本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以国家为重,一心灭贼,直捣黄龙,等到功成名就之后再去向皇帝请罪,表明自己的心迹,不应该唯君命是从,班师回朝。湛若水的这个答案,就是根据"君为轻,社稷为重"做出的。

湛若水对"社稷为轻,民为重"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守城池、保社稷和皇帝能坐稳江山必须要倚靠百姓。他要求嘉靖改变轻视百姓的观念,做到保民、敬民、恤民、爱民。从重民的现实出发,湛若水主张治国要使百姓"衣食足",绝不能使百姓冷了没有衣服穿,饿了没有粮食吃。为此,他否定了"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肯定百姓追求温饱的欲望是应该的,是不能没有的。

对君和臣的关系上,湛若水的观念颠覆了理学的"君为臣纲"的理念。他认为君臣之间是合作的关系,各司其职,皇帝对大臣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将君主比做人的心脏,三公比做身体的精神,百官是身体的胳膊腿和眼睛耳朵,御史言官是人的喉咙,百姓是身体发肤。各有各的功用,谁也离不开谁。

明中后期出现了一些重国重民的官僚群体,他们在基层着手解决一些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

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巡按潘季驯在广东厘定均徭,削减一些徭役项目,并将徭役按丁粮固定下来。

万历年间,庞尚鹏在巡按浙江和福建时,在这些地方试行一条鞭法,。后来张居正将之推行到全国。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他认为当官就是为民。就应该为百姓兴利除弊。他在任上,拿办过总督胡宗宪的儿子,打击地方豪强和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

万历初,内阁首辅张居正决定在全国范围清丈田土和推行一条鞭法。他认为"政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和"富国裕民"。

以顾宪成为首东林党人,为民请命,要求万历尽撤矿监税使的行为,都是出于重国重民的思想。

总之,从明中期湛若水提出"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的理论,到中后期赋役改革与反对矿监税使的实践,重国重民轻君思想一直在有识之士中传承,形成了明朝一股重要的思潮,并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黄宗羲把重国重民与反封建君权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浙江姚县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他青年时期和阉党做过斗争。明亡后参加过抗清,后隐居埋头学问。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学术思想上也是如此。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学术领域、政治领域对宋明理学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展开了批判。代表人物首推黄宗羲。

黄宗羲在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和湛若水"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思想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明代的政治得失,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把重国重民与反封建君权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是客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君与民谁是主人,谁是客人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人本性具有的自私、自利是天然合理的,任何人都不应侵犯。与西方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进一步提出,治乱的标准要看人民的忧乐。

2、黄宗羲将君与民(天下之人)的关系总结为是"为"与"被为"的关系,即"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君主只能为民服务,不能使民服务君主。现在这种主、客关系完全颠倒了,君主变成了主人,民(天下之人)反为客,一切罪恶都由此而起。

黄宗羲认为,君主最大的祸害之处,就是侵犯了"天下人"的"自私"与"自利"。

应该说黄宗羲的思想与后世的民主与平等相仿佛。

3、黄宗羲继承了湛若水关于君和臣的思想,他认为君和臣是合作的关系。他指出,大臣出来做官的目的,不是服务于君主,是为了百姓做事的。

君和臣好比抬大树,有人在前边吆喝,后边有人应和,君、臣就是合力抬树木的人,是合作的关系。

黄宗羲有一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进步意义,即"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天下人民之利,国家之治,在于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必须从根本上废除桎梏天下之人的非法之法,才是公正合理的政治和社会。人们应该争取法的保障,而不可寄希望于哪个明君或能臣。在这一问题上,黄宗羲的观点在当今也是超俗而独到的。

四、结束语

从于谦在社稷与君主的关系上,冲破理学的禁锢,从现实出发,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后,湛若水根据明朝中后期面临的社会危机,开出了"君为轻,社稷为重社稷为轻,民为重"的治世良方,进一步冲击了君为臣纲的封建君主专制的藩篱

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在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提出了民与君的关系是"被服务"与"服务"的新主张,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于谦、湛若水、黄宗羲在明朝复兴和弘扬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