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区域层面即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一是欧盟官僚机构的形成。它本来是要协调欧盟各国的事务，以增进合作，追求各国共同利益的。不过，欧盟官僚机构往往追求自身的利益，把内部主权国家利益置于一边。第二，欧盟权限不断扩大，以制度整合、增加经济福利、人权等任何可以论证其合理性的话语扩展其权力。结果，其成员国变成有限主权国家。第三，由精英和资本主导的内部整合导致内部的“扁平化”，促成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欧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巨大，那些低水平国家开始“政策寻租”，即通过欧盟成员资格寻求好处，不劳而获，加重了欧盟内部发达国家的负担。
其次，区域外部关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欧盟的政治人物和学者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欧盟的发展表示“后主权国家”时代的来临。不过，“后主权国家”并不是真正依靠内部的整合，而是通过寻找外部“敌人”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逐渐地，欧盟演变成一个地缘政治集团或“新型帝国”，对地缘政治利益的关切远胜于其他事务。冷战结束后，欧盟迅速东扩，把东欧国家纳进来，以对欧洲的“共同敌人”即俄国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
再次，最重要的是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变化。欧盟作为区域组织，为成员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不仅阻止了战争的发生，更表现在经济利益的增加、人口自由流动、区域内劳动力自由配置等方面。然而，所获取的好处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分配高度不均，呈现两极分化。例如，伦敦是获利最多的城市。获利最多的精英阶层表现得极端自私，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但决策往往脱离老百姓的具体利益，甚至置人 民的利益于不顾。
公投结果表现得非常清楚，伦敦高度支持留欧，而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老百姓则选择退出。不过，精英的“自利”行为也是因为受欧盟作为共同体的制约，因为把一些主权“让渡”给了欧盟，英国的政治人物对英国的内外事务失去了自主性。
英国人信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自私的个体在充分发挥自主性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说，选择脱离欧盟，夺回自主性，可以说是英国人的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