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又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弃城而逃

1937年，日军又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弃城而逃，便带领几百人，携带枪支、物资。一到九峪镇，随同的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立即设法找到邓小平，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李文炯汇报后，邓小平立即给出了事件的处理意见：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逃亡就是犯错，尤其是县长逃亡，身后跟着一群人逃亡就是错上加错。你们要敢于同错误进行斗争，可以让他们将功补过，即让县长带着他的人打游击，不愿意回去。

李文炯说：阎锡山的命令是让我们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抗日，就怕县长不愿意回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民族矛盾突出，国共由内战对峙最终走向合作抗日。平遥属于国民党阎锡山的统治区域，但随行都有共产党特派员的存在。

邓小平就让李文炯用阎锡山的命令作为说辞，进而说服县长回平遥打游击，但是带出来的物资要留下。

随后李文炯试图说服县长，但县长不为所动。李文炯就发动群众同县长进行斗争，想要通过群众给县长施加压力，县长无奈被迫让步，将枪支弹药等物资留给了群众，自己则负气离开去寻找阎锡山了，而剩下的人则有李文炯带着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下堡镇。

无独有偶，日军将要来犯，大敌当前，还未进行交战就要投降，就要进行逃跑的不止平遥县长一人，孝义县县长刘怀伟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更可恨的是刘怀伟不仅要逃跑，而且还要把枪支弹药投进井里。

刘怀义认为，日本来势汹汹，不可抵挡，就靠身后这几个游击队怎么进行抗战，逃跑反而可能会有生还的可能。但孝义县的牺盟特派员曹诚却不这么认为，他坚持要把枪支发给游击队，并且留下进行抗敌。

曹诚说服不了刘怀义，只能请示上级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根据邓小平、傅中的指示，曹诚努力说服县长刘怀义进行抗战，将弹药物资留给游击队，但最后还是事与愿违。

为了防止刘怀义逃跑，邓小平派人提前做了部署，而且让当时孝义的公安局长，实则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进行先斩后奏：先将物资发给游击队，而后向县长进行汇报。刘怀伟没有办法，就先恶人先告状，在电话中向阎锡山说自己等人被八路军扣押。

刘怀义的电话加上平遥县长的说辞，让阎锡山很是恼火，准备攻击八路军。邓小平知道这两个县长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国共的合作关系，于是他就马上采取措施，帮助牺盟会员给总部发去电报，说明事件原委，并且让总部转告阎锡山刘怀伟已被释放，同时也做好战斗准备工作。

在阎锡山同部下商量如何报复八路军的时候，牺盟总会的负责人拿着电报来找他。阎锡山看完电报，表情瞬间凝重严肃起来，自己的人不但不听从自己的号召进行守土抗战，还要逃跑，而且要将枪支弹药扔进井里，这行为实在说不过去。

阎锡山知道是两个县长不争气，自己也没底气给他们出气，而且发给游击队的枪支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要回，但却坚持让牺盟会员上交公款和大烟土。孝义县特派员曹诚亲这些东西自将这些东西送回，事情就此解决。

邓小平在智取了平遥和牺盟的枪支后，就开始着手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队的支队，而且也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队伍。支队下分孝义和平遥两游击队。

这两支游击队按照八路军的规章训练后，纪律严明。在抗日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都发展到几百人。但却遭到有心人的指控，说牺盟特派员发展的武装被编入了八路军。

邓小平知道了这一消息，立马通知曹诚给部队进行改名，于是就成了“牺盟晋西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成为一支英勇作战的队伍，人数发展到1500多人，在晋西一带沉重打击了日军侵略者。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党对于抗战中决策的灵活性，一切为了抗战，从大局出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进行抗日，当然国共关系也会出现矛盾、出现摩擦。只有为了民族大义，争取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但也不能忘了要与不和谐的事件进行斗争，以斗争促团结，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