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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初， 李约瑟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爆发”。 之后的很多经济、历史学家开始从这里展开讨论。
当看到欧美在殖民地开拓中获得的财富，有些讨论就变形了。开始讨论东方文化的劣根性，之后演化出来的就是白人至上论，最后演化出来 “盎撒人至上”这种极端种族主义。
这些“根据现象找理由”的方式，有点类似村里面有一个人抢劫后变得富裕起来，然后大家开始谈论他为什么富裕：“他们家祖上荫德好”、“这个人很有礼貌”、“他血统好，他是贵族后裔”、“他们家体制好，所以他们就应该有钱”，这些理由都没有说村里这个富人当年如何抢劫别人钱财。 没有人说欧洲列强如何掠夺四大洲的 殖民地……
当我们说中国创新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更像是这个问题的范本。
我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国家现代化（此处暂时把国家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当前所处的阶段在哪里？
通常，我们将“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实现自身发展跨越（现代化）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熟练使用先进技术（产品）的阶段2、努力进入先进产品的制造实现环节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掌握（不是一知半解）先进技术的核心（设计、材料、工艺和集成）3、依托自己的供应链来实现自我制造（通常意义的国产化过程）4、在解决既有技术中的问题和满足新的需求过程中实现创新。
1、从初级加工品到中高级加工品的迈进
进入先进产品的制造环节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掌握先进技术的核心(从初级加工品到中高级加工品的迈进)。
任何国家在进入工业序列的开始都不需要创新，只需要仿造，都是从最简单、最基础工业开始不断仿造。在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采用国内贸易保护以培育民族资本，经过十几年迭代才开始攀升更高级的制造业当本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开始打开贸易保护壁垒，对他国进行贸易倾销。
这个思路最早记录于《联邦党人文集》，后来德国卑斯麦、日本明治维新时候走的工业化路程都是沿袭这个思路。
我们从1985年开始做“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型产业，2000年做初级工业品，2010年后已经生产中级和部分高级工业品，我们还是沿着工业化之路不断攀升科技树，提升制造业体系的深度。之前不敢想象的液晶面板也被我们突破了。
我们不要总看我们生产不了什么，我们也要看我们三十年的工业化之路我们能比之前多生产什么，而不能天天讲“正视差距”：圆珠笔的笔芯滚珠我们无法生产、电水壶的热销弹簧不能生产、光刻机不能生产……只盯着我们还没有攻克的问题，不正视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不是客观看世界的角度。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生产所有东西了，那么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不是与世皆敌呢？
2、创新、科研是靠时间和金钱积累，我们正开始走向科研创新
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已经走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创新并开始走向创新。
所有走完前三个阶段的领域都具备了创新的基础，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创新的需求，这个转变是技术发展规律决定的、是技术人员永不满足现状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决定的，管理者（大至国家小至企业）只需为这个转变的到来做好观念上的改变和制度上的准备。
创新、科研是市场倒逼出来的，不是主动去做的，因为这个事情太苦了。我做过科研我能知道科研如何的苦。
有可能就因为一个密封阀高温时候漏气导致试半年没有进展，而且出现进展后也未必有什么让人兴奋的物质奖励，而实验室成功到商业化运行的道路至少五年。还要攻克工程化的各个环节的问题，一旦出错，那就是大把大把的资金支出，纯粹是枯燥无趣，用大量的时间、金钱砸出来的。
1930年之后改变世界的重大科研都是依靠国家级实验室大量科研人员试错和天量资金堆砌出来的（前三次创新依靠工程师发明创造）。
中国前些年仿制、拿来主义盛行，和当年各个国家刚进入工业化进程是一模一样。只要中国一家企业学会一个技术，一定要把该产品做到白菜价。
在工业化初期，“摸着鹰酱过河”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摸了三十年，鹰酱的毛快被我们摸秃了。没有领路人，只能自己去研发，为未来创造更好的利润来源，所以企业自身进入到科研大周期。
二十年前开始自我研发的企业现在都获得了优厚的奖励，通讯设备供应商“大中华”（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通讯）中的华为、工程机械领域的三一、基础化工行业的万华等一批优秀的民族企业走到了舞台前
同时带动了另外一批企业转入研发类企业，而全国科学技术和科研项目支出是二十年前的30倍，达到上万亿人民币。中国的科研、创新大周期已经开启。
由于人们的思维惯性，我们经历了百年屈辱史和近代从贫穷到富裕的艰苦奋斗历程，我们潜移默化中还沉浸在一穷二白的思维惯性中，不愿意看到国家取得的成就，这是不自信的体现。
站在外国旁观者的眼中，中国二十一世纪之后取得的科研创新成果斐然，达利欧做过相应的量化分析，也许我们并没有世界最好的科研机构（毕竟美国100年前聚集了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科学家，积累了100年的科研实力），但是我们的追赶速度很快，培育出来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数量很大，假以时间和科研经费的支持，这种差距会快速缩小。
中国关键决定因素指数（摘自达里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P318）
科研系统之前投入太少，一年只有300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虽然我们有最聪明的科研人员和理工科大学生，但是到科研人员身上却无法糊口，而转入其他行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当我们用日本人的诺奖获奖人数，来反向证明中国科研不行的时候，大家只是在用错误的时间段进行类比。因为日本1970年之后加大科研投入，解决了科研人员的生活问题，1990年之后其诺奖获得者才多了起来。
我们之前是没钱投入，只要有钱投入，十年后我们可以再看中国的科学家和基础学科研究，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3、中国没有创新土壤？
创新永远是少数人和少数企业的使命（创新的实现有点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基因突变）。而教育体制和国家管理模式的选择，是历史国情的延续以及社会基本正义与公平的考量，解决的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关切。
一段时间里，流传着这一个说法：中国没有创新的土壤。但是从多个国家的历史比较看这句话，并不是那么的正确。
这句话的内容和逻辑推导过程更多是观察美国如何做，美国是什么样，然后外推到中国。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和科技发展史，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的成功是个孤例，而我们目前实行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许能找到更多的成功案例。
中国实行的教育体制也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鸡娃”、“内卷”等词汇是我们的常用词，社会焦虑、家长心急、竞争激烈、从幼儿园各种比拼，虽然存在种种的弊端，但是中国的高考制度也许是国家层面教育制度的最优解，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有最优解制度。这种最优解来自两个方面：
1）机会人人平等，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教育面前努力提供机会平等，虽然依然存在师资力量和生源方面的种种不平等，但是政府政策是在向打破教育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努力（打击教培行业、学区房摇号等均是针对教育公平问题做出的），客观的讲优秀、负责任的老师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就如同两千年来也只有孔老夫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一个道理。
美国的“高考推荐机制”是来自五月花号清教徒的阶层锁死，清教徒深深的知道社会“二八分化”，如果让别人获得机会赚取财富，那么清教徒的财富就会变少，所以用这个方式限制其他阶层通过学习获得阶层跃迁，同时为自我阶层提供宽松的竞争氛围，详细追究起来，美国1950s以来中低层民众越来越难以实现阶层跃迁，教育不平等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家长们各种卷是社会现象，我就是炒点股票，分析这个事情也许有点超纲，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略微阐述一点：各种卷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躺平、不想成为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被牺牲掉的那一个人，德国能不如此卷，是因为德国通过高赋税，把绝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调节到差距不大，付出再多努力也不可能跨越太多阶层）
2）为社会选拔合适的人才：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人人分数平等，比拼的是学生五方面能力：“智力、自律、学习能力、坚韧（逆商）、勤奋”，这五个方面也是一个人未来是否能够有较好成就的比较重要的五个方面，这是可以通过考试直接区分的（情商更多来自天赋和原生家庭教育），70、80这两代人很多人受益于这种选拔制度，我就是受益的一份子：我成长在中国偏北方的大山里面，我在初中遇到了我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恩师，他们勤勉、负责、全心全意的辅导我们学习，所以才有了我今天坐在北京办公桌前给大家写我的思考和投资心得。
中国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参考英美，最初设立之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而苏联模式的源头是德国俾斯麦时期。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梅斯带领14万法军向普鲁士投降，并在3年时间赔偿普鲁士50亿金法郎（13亿两白银），随后普鲁士用这笔巨资的一部分建立起五年义务教育，成为最早实现义务教育的国家，随后的德国工程师在世界上大名鼎鼎。
德国享受了150年的工程师红利，在1890年的电气化浪潮中，德国工程师发挥聪明才智，和美国分庭抗争，奥拓、梅赛德斯、奔驰三个人在相隔15英里的范围内分别发明了汽车用的内燃机（摘自《人类科技史》），西门子比艾迪生早接近20年发明直流发电机，而当时作为世界主导国的英国（两次康波技术主导国）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技术来与之竞争，而美国、德国的电气化工业化进程，占据了世界制造的主导地位。
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拥有世界最为顶尖的科学家，当时的各种黑技术现在还能领先全球：B2轰炸机原型都是来自德国的Ho229飞机。美国为什么能领先世界科技100年？在1940~1950年他们拿到了德国的所有技术资料和科学家人才。法本化学一分为三：拜耳、巴斯夫、赫希斯特，三个都是世界化工巨头。
二战后的苏联利用德国的教育体制和技术，也开启了苏联科学家的开挂历程，当年苏联某科学家发表出来的一篇6页论文，让欧洲对撞机能量级别上升两个数量级，科罗廖夫、萨哈罗夫、斯米尔诺夫、伊巴甫洛夫、弗兰克、 朗道、尼·巴索夫等等一长串的名字，他们为人类基础科学做出的贡献也是极其的辉煌灿烂。
有着相同教育体制和机制的两个国家接近200年的案例，我们全盘否定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方式、简单认为“中国的教育不适合创新和科研”也许并不是特别合适，只看着美国领先全球科技100年，就认为是他们的教育体制优势，也许并不客观。
需要清醒地看到他们领先世界的科技体系是100年前利用没有战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全球最为聪明的一群人的成功争夺，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留学生机制再一次吸引全球最聪明的人投奔到他的科研体系中，并不是他们的基础教育如何的好，或者他们的教育机制如何的出色（否则它曾经的宗主国英国会更有条件成为全球第二的强国）。
而上述这一切都是依托美元霸权带来的金融红利和军事强权带来的资源红利来保证的，所以后发国家是无法通过“复刻”美国模式来再次获得成功的。也许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在无法复刻“美式成功”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是不是更好的选择？”这才是更有意义的话题。
全民普及教育和筛选体系，只要有几个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变异”并被海选出来创造出价值，那么这就是创新，十年前资本市场讲的“工程师红利”只是刚刚开始。
“国内科研体制不适合科研、社会体系不适合创新”。这两句话也是和“教育机制不适合创新”一样有失公允，因为德国、苏联、中国科研体系一脉相承，企业机制也大体相当（德国从俾斯麦时期开始大型企业就隐含类国企属性），苏德两国能取得如此辉煌成绩，为什么到中国这里就不行呢？只要“开放活力、不怕犯错、解放思想”，没有做不来的科研，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在极端艰苦、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也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发，怎么过了40年后就全盘否定了呢？
更何况中国实行的是“二元体系”，国家资本体系和市场自由资本体系双重体系且各自为政，只要有点机会，市场化的自由资本就会蜂拥而上，一点风声就能把新能源行业的泡沫吹得如此之大，更何况一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技术出现后更是会受到种种资本的追捧。
腾讯、阿里等等一系列具有创新、创造的公司都是从多家公司中拼杀而出方才成为巨头，难道这些企业不算创新？移动支付技术全球领先这不算中国土壤培育出来的创新？
中国现在拥有很强的创新、科研土壤，只要真能做到技术领先，解决“卡脖子”问题，充裕的产业资本绝对充分追逐，现在看不到这种创新，是因为在康波周期萧条期具有创新技术的方面本身就会很少，而解决“卡脖子”又是那么稀缺和稀少。
4、也许我们给与创新过多高的权重，工业化仿制能力、市场也许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实体来说工业化能力（包括供应链再造的能力）与创新能力具有同等的权重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过多的专注美国发明的东西，和美国只有少数的拥有发明权的公司，本身这些公司也是屈指可数，说出来也就是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英特尔、微软（Facebook、google更类似在国内收割民众）。再多说五个都难。
纵观历史，世界商业史有一个有意思的规律，发明者往往拥有未来市场不到5%的市场份额和不到3%的利润占比，工业化仿制能力、运营能力（最低成本）强的公司才能获得足够大的市场空间。
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1976年“仙童八叛逆”出身的英特尔在内存市场上炙手可热，然而日立、NEC从1978年开始偷学集成电路技术，2年时间完成攻关从只能生产1K（IBM当时生产能力是IM）存储到实现技术赶超，而到了1984年更是把英特尔打的痛不欲生，董事会经过长时间挣扎最终决定关掉内达华州的内存厂，自己专注于芯片生产（《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之后的英特尔响应美国号召，限制日本的半导体制程，扶植三星和台积电，之后才有了芯片制造中的“英特尔—台积电”模式。
如果说集成电路的真正发明者应该是仙童公司和更之前的晶体管之父肖克利，但是最后庞大的半导体市场毫无他们的踪影，在半导体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是从仙童出走的英特尔、AMD，以及日本的日立、NEC，韩国的三星，台湾台积电等一系列运营能力更强的企业。为什么还要那么关注谁发明的呢？
五角大楼最先发明的“Internet”，但是他们在后来的互联网市场中没有任何的地位。如何“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提供商品”才是商业的本质，才能享受到最后的市场红利。
沿着这个思路，中国的工业化运营能力最强，因为“美国人发现，日本韩国做大，中国人直接把他们做死”，中国企业的运营能力真的让人发指：光伏逆变器价格能够从4元/瓦压到只有几毛钱晶盛机电引入美国的蓝宝石生晶炉，从一炉96公斤的蓝宝石单晶锭改进到一炉出960公斤的蓝宝石单晶锭。
我们讨论创新问题的时候常说特斯拉、马斯克如何的伟大，“只有美国社会才能出现马斯克”。这话说有失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政府成就了马斯克。
如果没有中国政府为了催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被国内企业骗补搞得颜面尽失，也不会引入特斯拉建设上海工厂，把中国市场给予特斯拉特殊放开期优惠。否则按照2018年之前40多亿美金净现金10亿美金亏损的财务状况，特斯拉随时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乐视网。当然特斯拉的电动车有其独到之处，马斯克的专注精神，不计成本的烧钱以满足驾驶舒适度也确实把电动车做到了极致。
从美日半导体大战到特斯拉在破产边缘崛起，这都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谁掌握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还有能力扶植新的合作伙伴，谁就掌握着未来。
美国已经很难再像30年前扶植三星、台积电等公司打压日本半导体行业那样来打压中国。因为之前美国属于“胡萝卜+大棒”——拥有资金和技术，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目前在资金和技术层面已经捉襟见肘，财政支出已经出现危机，而且满蓝星再也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对中国形成人口级别竞争威胁的国家（印度不用考虑）。
5、封锁技术会压制住中国技术升级？
这一点也是很多悲观的地方，然而这些悲观我觉得同样无厘头，这些人只是看到困难，而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更不符合历史性规律和理论模型。
历史性规律，贸易摩擦和技术战在2018年初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因为主导国在康波周期萧条期必然会对追赶国发起贸易战甚至技术战，但是这些只是主导国想延缓自己领先时间，而无法阻碍追赶国的追赶步伐。
英国织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1760年发明了“珍妮纺织机”，为了确保英国在纺纱机技术方面的领先，英国政府对该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并规定出口纺织机械或图纸，都是非法行为;禁止掌握纺织技术的人向海外移民。
但是1789年21岁的塞缪尔·斯莱特装扮成农场雇工偷偷乘船到了美国，成立纺织公司，1803年斯莱特把机械师弟弟从英国叫了过来，他们制造的产品遥遥领先美国同行，垄断美国市场十多年，斯莱特被杰克逊誉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先父”——他还被英国人誉为工业叛国者斯莱特。
1860年英国对德国的纺织印染技术和植物原材料采取了各种封锁，然而在随后的二十年时间催生出了拜耳等化工龙头，并发明了化学染料。
到了1900年之后英国作为主导国，已经没办法利用技术手段遏制德国，转而从市场端遏制德国，最后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0s之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技术封锁，这逼迫着日本生产出当时较为先进的零式战机。
1974年美国对日本、德国采用贸易调查和技术封锁，然而并没有对日本德国起到任何的遏制作用，最后逼不得已在1985年逼迫日本、德国一同签订《广场协议》，同时扶植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对抗日本、德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日本最后的败北是自己的作死（详见本公众号2022年6月文章《日本的溃败不是来自资产负债表衰退》），采用不同做法的德国在之后三十年依然维持着很好的发展势头。
1965年在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依然做出了“两弹一星”。
历史上对进入工业化序列的追赶国进行技术封锁没有一次遏制住被封锁国家的技术进步，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加速了追赶国的技术进步。
而这也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工业化理论，由于能够较为便捷的获得领先技术产品，本国相应落后产品无法开辟市场，没有利润不能促进该产品的研发和提升质量，但是当无法获取该产品后需求开始转向国内次等产品，经过时间和资金堆砌，会重新塑造本国产品的性能，加快产品的迭代速度和研发。
现实中关于“卡脖子”项目的大量上马，相应大厂的国产替代均在加速，之前给大厂送产线试样都没人接受，现在是大面积适用产线试样，这个情况完全符合制造业迭代理论，为什么就盯着做不出来的光刻机，做不来某些产品我们制造业就无法升级了吗？按照迭代理论，我们差的就是时间，假以时日，我们必然会完成技术升级。继续保持中国贸易顺差的世界领先地位。
我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老领导很乐观，他们认为由于美国的“卡脖子”技术封锁让中国材料学界提前发展十年：之前没有市场的产品，下游需求客户被迫转为国内供应商，企业有资金和动力去做更多的研发。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仅历史案例不支撑、理论完全错误，而且也大大低估了中国人民的专业和勤劳，在市场利益的驱动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几年时间会出来一批的进口替代产品的出现，而且会越来多、越来越广。
通过以上五点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刚刚进入科研、创新大周期，没有不适合的土壤和制度，中国的社会结构治理也不是单一僵硬的苏联模式，我们有很好的创新土壤和环境，中国还要享受几十年的工程师红利，而科研机构的改革在深深的改变着我们创新、研究的土壤，目前面临的问题只是一时可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已经在科研创新追赶的道路上奔跑。 （作者： 孙加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