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我渊博的知识来回答吧！教化民众，关爱乡民。这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清官提高民众素质的得力措施。在这方面，东汉常山（郡治元氏，今元氏县故城）太守伏恭，元初真定督学张德辉等，就是典型代表。伏恭在常山太守任上，“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在元氏县封龙山，先后有7通东汉常山祭山的碑刻（今尚存2通，有3通保存拓片），与当时地方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
爱民如子，抚恤民众。这本来是所有官吏的天职。但是，由于不少封建官吏只爱乌纱，不爱百姓，所有，真正爱民抚民的官吏就是民众热爱的清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战乱频繁，造就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战将、军事家和乱世英雄。诸如三国的刘备、张飞、曹操、赵云，晋朝名将刘琨、祖狄等，都是河北人。从他们在治国、治军中悯农爱民的为官之道来说，也应该算是清官。如魏昌（今无极县）人刘琨，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的赴任路上上表朝廷，报告沿途所见战争对百姓的危害。请拨谷、绢安抚灾民。面对盗贼蜂起，道路断塞。他招募千余人，转至晋阳，铲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庙，建市狱。组织抗击盗贼，使流浪的百姓返归，安居乐业。
公正、清廉，不徇私情。这是为官清廉的美德。被称为“惟公、惟廉、惟勤、惟慎”的明代廉吏王翱和两袖清风的明代要臣石王缶，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王翱（1384－1467），生于滦州（今滦县），四岁随全家迁沧州盐山。他任监察御使时，废除了官吏犯法可赎罪还职的旧制，打击了骄纵蛮横的贪官污吏和世族恶霸，使宣德朝吏治为之一清。他巡按四川，倾听百姓心声，向朝廷提出了五条解民倒悬的施政措施。镇守江西时，体恤百姓，惩治贪官污吏，使 “吏民畏爱”。奉旨处理松潘地区民族冲突时，他弹劾并就地处决了为非作歹、聚敛民财的贪官赵谅，安抚少数民族百姓，维护了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制止了民族冲突。镇守陕西时，兴修水利，引水灌田，安抚军民，发展农桑。他提督辽东军务。整治军伍，严肃法纪。使人民休养生息，十多年间，收获粮食及牛羊数万头，边关军饷足饶。他进官不忘平民，官高不贪，权大不忘国法。晚年主理吏部。他“谢绝请谒，进退人才，必查其实”，任吏部尚书14年，辛勤操劳，“刚明廉，忧国奉公，”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爱国刚正的“贫民阁老”的本色。
石王缶 （1464－1528），真定府藁城人，是明代政坛上少有的清贫阁老、诗人和文学家。他出任吏部尚书多年，谢绝请托，选贤任能，后因遭到诬陷被迫去职还乡。回归故里时，所有行装只有一辆牛车装载的书籍。京师父老无不惊叹：“自古宰臣去国无若石王缶者。”清廉刚正之名远播。石王缶一生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更以清廉自律引以为荣。他入阁其间，有朝廷勋戚依仗权势强夺畿内民田万余顷，置成官庄，引起百姓愤恨。石王缶得知，上奏皇帝。将强抢的民田还给百姓。
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这是清官护佑民众的可贵节操。明代兵部尚书梁梦龙、明末抗清英烈孙承宗，就是这类清官的代表。
梁梦龙（1527－1602）真定人，历任兵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顺天府丞。黄河在沛县决口，殃及民众。他主持开凿徐、邳新河，为民造福，由河南副使升布政使。后任山东巡抚，开辟海运，万历初，召为兵部右侍郎，五年，以右都御使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调戚继光驻守山海关一片石，巩固边防，抗击清兵入犯，使蓟辽民众得以休养生息。进兵部尚书。
孙承宗（1563－1638）高阳人，万历进士，历任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天启二年（1622）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蓟辽。增修蓟镇长城，开京东屯田。在边关四年而罢官，期间他修复9座大城、45座堡垒、练兵11万人，拓地四百里，开屯田5千顷。治军严谨，深得军民热爱。崇祯二年（1629），清兵南下，被召回京师，奉命守通州，保卫京师，后移兵山海关，收复关内四座城池。不久，被诬陷罢官回乡。崇祯十一年，清兵越过长城，进攻高阳。他率领全家据城固守，英勇抗击清兵。但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英勇就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开明君主对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发展，固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清官廉吏，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代表，作为一个进步的群体，对推动社会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官吏，其政治作为、人格修养，往往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文精神。比如北宋时期的韩琦、包拯、富弼、欧阳修、沈括等一批杰出名人，都曾治理或巡抚过河北，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文学巨擎欧阳修出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时，惩治欺男霸女的权贵外戚、查访河北中部历代碑碣文物，将已经废弃的隋代名刹龙藏寺的珍贵碑刻妥善保护，由此使真定一带尚文好德之风渐行。科学巨匠沈括(1031—1095年)，被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盛赞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他在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不仅在恢复农耕、裁革冗官、加强边防、发展河北水利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对河北西部地理、动植物、自然环境等方面认真考察，深入研究，从科学上作了阐释。促进了河北地区科学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育。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