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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回看中国现代摄影发展历程

2018-01-08 11:18:25 来源:中国摄影出版社 【转载】 作者: 编辑:斫子 Su Yuez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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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大师》,将15位活跃在20世纪的已故中国摄影大师的鲜活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梳理并回顾中国摄影大师的人生经历、创作理念。可以说是从个案出发呈现了近现代中国摄影发展的面貌,更是以客观的影像记录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今天推送该书的序言部分,由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摄影评论家顾铮撰写: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摄影作为一种外来的视觉观看方式,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关心中国现代摄影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国内外人士的重要关注所在。而在中国当代摄影以其独特的面目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现下,回首其来路,了解其前世——中国现代摄影的发展历程——更具有一种重要性与必要性。当然,中国的当代摄影与现代摄影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紧密、直接,也仍然是需要人们加以严密审视与深入讨论的问题。

《中国摄影大师》以充实的内容与严谨的书写回应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也以收入15位摄影大师杰作的饱满体量,充分满足了人们系统地了解中国现代摄影史发展的渴望。

在这里,有必要对“现代摄影”与“现代主义摄影”这两个名词作些辨析。在我看来,现代摄影首先是指某个特定历史时段,同时也包含现代性想象的努力与实践。而现代主义摄影则指的是摄影家对于摄影的理解以及通过语言实验所展示的态度。现代主义摄影是被包括在现代摄影的时段里的某个特定的观念与思潮,而且也可能只是作为某个特定时段的现代摄影中的现象之一。而收入本书的摄影大师们,虽然从整体意义上说,他们的实践与成就都成为判断他们如何追求中国摄影现代性以及中国摄影如何现代的依据,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或许并不都是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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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 ,卖花女。北京,年代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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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大风起兮。北京,1920—19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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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静山,春树奇峰,安徽黄山,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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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印泉,力挽狂澜(惊涛拍舟),湖北黄冈,1935 年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摄影的草创期,刘半农、陈万里、郎静山、张印泉等人对于现代摄影的发展以及在摄影语言的开拓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而在中国现代摄影的重镇——上海,本书收入的15位大师中,约半数者是从上海开始其摄影生涯的。吴印咸、金石声、沙飞等人在上海的摄影实践,既是他们个人摄影生涯的起步,也同时标志了中国现代主义摄影(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有所差异)的出现。而方大曾、庄学本、孙明经等人,则都态度鲜明地拥抱、接受摄影的记录功能,并且通过各自的实践发展出各人独特的取向。方大曾的新闻摄影、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以及孙明经的纪实报道摄影,将摄影的记录与动员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投身民族救亡图存大潮中的沙飞、吴印咸、郑景康、徐肖冰、石少华、齐观山等人,当然意识到了摄影传播的重要性,并以他们在宣传动员与报道记录的两极来回摆荡的探索,成就了摄影的政治宣传功能。至于张才,作为日本殖民地青年,以其惊人的才华,在上海街头将街头摄影这一样式个人化地发展成于当时国外摄影家不遑多让的典范性样式。当然,上面这样的概括,只是就这些大师们的某个突出面而言,有许多人的工作则是同时涵盖了多个领域,因此并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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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咸,白求恩大夫。河北,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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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声,古寺春回,浙江杭州,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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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保卫国土保卫家乡。河北,1937 年。

大师者,一定有其创作,而且是彪炳史册的名作为其奠定历史地位。然而,我们也需要考察其于摄影之外的贡献。这些摄影大师们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才华与贡献也体现在确立了摄影现代性的多个建制性配套方面。比如,作为创作与理论“两翼双飞”的稀有人才,刘半农在摄影理论的探索上有其开创性的贡献。刘半农、陈万里、郎静山等人在举办摄影展览、发起和组织摄影社团、形成摄影共同体等方面,都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影响。而金石声、沙飞等人,更充分认识到传播媒介之于摄影的普及以及摄影之于宣传动员的重要性,于摄影刊物的创办、编辑与出版等,均有各自特殊的贡献。投身抗日救国大潮的沙飞,不仅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创办了《晋察冀画报》,更在体制内创设了如新闻摄影科这样的组织建制。正是他们这些方方面面的探索与实践,才使得中国现代摄影具备了极其丰富与复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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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康,丰收,延安,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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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本,藏族男子,西康甘孜,19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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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曾,防空演习,绥远,1936 年。

必须指出,他们的眼光和成就与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世界主义者有一定关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了解国际上的摄影思潮与观念以及创作动向,接受其影响并转化为具有本土性的图式。这样的努力与探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也可以确认。重要的是,这种国际影响如何经过他们的实践,再转化为一种具有中国性的东西?这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加以深究。现代性作为一种标准,在中国现代摄影史的视野里获得了怎样的实现?在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民族性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国现代摄影中的民族性的唤起,是不是得益于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通过收入本书中大师们的实践,完全有可能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中国摄影大师》是一本选集。尽管本书有着编选者的考量,但恰恰是“选集”,或许更能清晰地体现编选者的眼光、标准与趣味。从我们今天面对的这本书来看,《中国摄影大师》确实很好地体现了编选者的意图,同时也显示出了编选者明确的标准。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充分确认中国摄影的现代性的确立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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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观山,行军,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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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才,时髦女子逛百货,上海,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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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肖冰,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三旅的骑兵巡逻队,延安,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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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少华,儿童团员,河北冀中,1940 年1 月

作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摄影历史地图性质的选集,《中国摄影大师》有助于我们从某种俯瞰的视角去寻找中国现代摄影中的、从这些大师的各自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或许确实存在于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与活动中,这可能不是这些大师们所意识到,但正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考察他们的实践去发现的。至少,他们的实践能够雄辩性地证明,在他们所活跃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摄影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不同的取向与选择也已经确立,实践正在展开,而且也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了某种历史的准备。

当然,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发展的纵深来看待这些大师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连续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实践具有历史性,既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摄影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

由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深度与由历史关联性所体现的广度,再加上编选者立足今天的立场以及严谨的选择标准,本书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摄影的研究会带来怎样的新的启发,非常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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