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日益扩张，大英博物馆也成了其殖民事业最有力的展示台。通过掷金购买、组织考古发掘，甚至明目张胆的劫掠，世界文明的各类载体如春潮汹涌般汇入大英博物馆。最有名的莫过于库克船长藏品、埃及古物、埃尔金石雕以及敦煌文书的入驻。
詹姆斯·库克是继哥伦布之后在海洋地理方面拥有奠基性贡献的航海家，因进行了三次南太平洋的探险航行而闻名于世。他发现了澳洲大陆，并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把澳大利亚东海岸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从此，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增加了最大的那部分。库克船长还考察了南极洲，以及南太平洋包括复活节岛、汤加、新赫布里底、新喀里多尼亚、诺福克岛及后来以他命名的库克群岛等岛屿。他在远洋航行中获得的奇珍异宝，分别于1771年和1775年两次送入大英博物馆的仓库，成为“在精美的埃及藏品来到前馆内最受欢迎的展品”。
精美的埃及藏品随着帝国事业的扩大，纷至沓来。1798年，被异族统治了两千余年的埃及迎来一个新的征服者——拿破仑·波拿巴。士兵们在距离尼罗河三角洲40英里外的罗塞塔（Rosetta）重修防御工事时，挖出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花岗岩石碑，这块石碑就是后来被命名为罗塞塔碑的镇馆之宝。这块石碑作为法国人的战利品，却最终落户大英博物馆，见证的是英法在争夺中东过程中的血雨腥风。
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败北的拿破仑，抛下军队，独自回到法国。1801年，法国向英国与埃及的将领投降，之后签署的亚历山大协议要求法国人交出一切文物，包括罗塞塔碑。上面镌刻的象形文字，最终还是由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自此，世人才能识读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老文字。
1799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第七代埃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贿赂土耳其驻希腊官员，命人从希腊帕特农神庙上取走或在整个雅典卫城发掘雕塑、建筑物的构件，并将其运到英国。1816年，英国政府购得此批石雕，存放于大英博物馆。为此，亲希腊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控诉道：“麻木不仁的是那些不掉泪的眼睛，看着英国人的手破坏你的城墙，搬走你残破的圣坛……”
希腊自1829年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断向大英博物馆索回这批取自帕特农神庙的国宝。而博物馆理事们则用一份声明婉拒了这一请求，帕特农石雕“是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藏品大家庭里的关键成分，他们都是世界共享遗产的一分子，超出了政治的彼此疆界”。
19世纪中后期，当殖民触角伸及远东，古老的中华文明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1856年到1932年间，大批西方世界的考古队深入西北，掠走大量文物。1907年，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古之旅时，沿着罗布泊以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敦煌。他从守洞的道士王圆箓手中，将藏经洞中发现的九千余件写本和五百多幅绘画带回英国。大英博物馆现藏敦煌文书多达13700多件，占存世敦煌文书的四分之一。
从切尔西庄园到蒙太古府，从汤利展厅到东西两座新楼的修建以及蒙太古府的拆除，从几个简单的建筑组合到成片的包括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建筑群的落成，大英博物馆随着藏品和参观者的激增，不断进行扩容。如今的大英博物馆馆藏已达800多万件，涵盖了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数量如此庞大的展品即便每年更换一次，轮流展出一百年也不能展示完全。更何况，捐赠和采购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
美国博物馆专家乔治·布朗·古德曾说：“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这句话一直被西方博物馆奉为至理名言。如今，博物馆早已脱离传统博物馆对文物裒辑收藏、整理研究的内向性功能，而是愈来愈彰显其服务、教育的外向性功能。而这种有别于学校教育的独具体验性、沉浸式、个性化的教育方式，让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家长们趋之若鹜，一度形成博物馆热。每到节假日，大批海内外学生、学者涌入大英博物馆，在玻璃展柜间流连，在石雕画卷前驻足，在文物古迹前沉思，这大概是对斯隆爵士当年执意“以为公共之用”最好的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