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宁波师范学院前身为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作为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我对初创时期的艰难和日后的曲折发展历程,至今仍记忆犹新。
初创时期因陋就简1956年7月,我从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毕业,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到宁波地委报到。到甬后,领导告诉我,为适应中等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浙江省教育厅根据中央提出的“合理部署,统筹安排”的方针,决定在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各办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以培养合格的初中教师。地委已确定由我担任宁波师专的领导工作。此前,地市负责教育的同志已成立了“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事宜。抽调地委一位干部和基层三位工作人员从事具体工作。
我到任时,首先着手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师资,二是校舍。办高等学校,首要的是师资问题,当时要聘外地教授到宁波任教,实不可能,只能就地选材。根据领导的意见,师专暂设一个科(系)棗中文科。在地市教育部门的支持下,第一位调来了台州中学校长陈康白先生担任中文科主任。陈老师在浙江颇有文名,曾在浙江医专担任过领导,为副教授。他到甬后,我们便一起商订教学计划、挑选教师。
很快从市、县抽调了几位中学骨干教师,如郁东明、蒋屏风、金湘泽等,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在中学任教多年,对文科的某一方面有一定造诣,适合在大学任教。此外,我们还与宁波第五中学(即效实中学)校长李庆坤、第六中学(即女中)校长徐季子等老师商定,请他们来校兼课。还物色了几位当年分配给我市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助教。师资队伍算基本建立起来。至于校舍,暂借江东宁穿路宁波第三中学一幢二层楼房及一排五间平房教室作师专用房。
8月底,按省教育厅指示,我校着手招生。先在参加高考的地市小学教师中招了一批,都是小学骨干教师,怕影响小学教学,地市教育领导要我们退回一部分。省教育厅见人数不足,要我们到上海再招收一部分。前后合计146名。这是宁波师专的第一届学生。
临时校舍一切因陋就简。每逢开会,我总是向师生们说明创业的艰巨,勉以把目光放远,在艰苦环境中努力教学。令人可喜的是,当时虽环境如此,但师生们的精神状况是好的。不久,学生会成立,下设学术、文娱、劳动福利、体育四个部。大家学习认真,生活朴素。他们看到学校操场受八月飓风侵袭,坑坑洼洼,便动手挑土平整场地。体育活动逐步开展,女同学率先组织篮球队,积极练习基本功,对推动全校体育运动起到很好的作用。
大起大落饱受折腾1958年7月首届中文科学生毕业。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中,宁波师专不仅没有下马,反而升为宁波师范学院。宁波市长葛仲昌兼任院长,沈达任支部书记,我任副院长。系科扩充,原中文科改为中文系,增设教学系、生化科。当年除招收本科生外,还招专科生,共317名。同时,开办夜大学,为宁波第一所成人高校。秋季开学时,浙江电影制片厂专程来我院现场拍摄纪录片。
1960年,学院进一步发展。秋季,除继续招收本、专科学生外,还创办了五年一贯制的体育、生物、物理、化学、外语等专修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并开办数理、文史、生化师训班,全院共有32个班级,学生1145人,教职工增至147人。这是我院创办以来发展的一个高峰。接着,随形势的变化,急剧跌落。
1961年7月,上级指示我们进行调整,紧缩规模。于是,决定将1958年考入体专的五年制学生学习三年,提早结束,发给修业证书分配工作1960年开办的五年一贯制的各个专业,改为小学教师训练班,学生提前实习,安排工作。至此,宁波师院的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体育等专业均告下马,仅留下中文、数学两系。到1962年5月,上级又发来通知:宁波师院停止招生,对在校学生作不同安排。1962年8月,中文、数学两系首届本科生118名毕业分配工作。是年下半年学校只剩下第四学年本科生140多人。是年8月,1959年入学的148名本科生毕业分配工作,宁波师院工作告一段落。
“文革”开始后,学校机构瘫痪。至1969年9月经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宁波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师院”校名,有名无实。翌年6月,与宁波师范学校合并,改称宁波地区师范学校,是年10月恢复办学,先举办初中教师短训班,从1973年起开办两年制普通班,培养初中教师。设中文、数理化、外语等专业。
二十年中,学校起落跌宕,三易其名,历程坎坷。
学校搬进西北街临时校舍后,我们继续为学校定址,建永久性校舍奔走,得到市领导的支持,以姚隘戎家为基地,圈定土地200亩,第一期工程动用106亩,很快完成土地征用手续。当年省政府下拨给我校基建经费35万元(后又增拨35万元),6月份正式动工,年底建成部分学生宿舍,再越一年,教学楼、宿舍、生活用房陆续竣工,全校迁入。
学校刚刚步入轨道。1960年2月,宁波市要开发东钱湖,提出“十年东湖赛西湖”的口号,要宁波师院充当先锋,在陶公山动工建校,把刚刚建成的江东新校舍交给宁波工学院。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陶公山上第一幢教学楼棗西大楼,从1960年5月开山动工到当年10月基本竣工,学生迁入上课。
1974年,市里经商议,答应我们在三官堂建立分部。1978年,省教育厅根据国务院批示恢复“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定点在三官堂,一切从头安排。
学子勤奋人才辈出在数度搬迁、兴建校舍中,确实也累苦了学生,有部分同学上四明山扛木料,每人一天扛三趟,饿了吃一点冷饭,渴了喝几口溪水,直到傍晚才回到住宿地,其中辛苦,真是一言难尽。后来同学们回忆说,参加建校劳动是“余味犹甘的课程”,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生活艰苦是六十年代初大学生的又一特点。尤其是我院在陶公山建校阶段,许多同学分为十多人一组,散居在陈旧的民房里,夜晚老鼠成群结队在梁间奔窜,叫人提心吊胆。因为用煤紧张,开水只能供喝,不能供用。早晨起床后,大家端着脸盆到东钱湖边洗脸刷牙。入冬,湖水结冰,就敲开冰层取水。大饭厅未建成前,临时在河埠间的空地上搭个大棚,四面通风,棚内摆有几十张旧方桌,没有凳子,大家站着进膳。粮食定量供应,瓦罐蒸的。副食品供不应求。
生活是那么艰苦,而学生的学习则很努力。当时,宁波电网没有通到陶公山,学校靠小型发动机发电,每天到夜里九点半停电,学生要开夜车,煤油买不到,矿烛也很紧张,只得用土制蜡烛,借微弱烛光看书。
那时,教师的教学也非常认真,备课细致,有的课没有课本,教师便广泛搜集资料自编教材。教师还深入辅导,上夜自修时,年纪大的教师也不怕天黑路滑,从山下宿舍攀登数十级台阶来到教室,为学生释疑解惑。
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师生建立了融洽无间的感情,督促、鼓励,更增添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他们在课堂里悉心听课、记笔记,按时按量做练习。1961年12月,学校举行首次学术报告会,并举办展览会,展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还陈列了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的学生整理的听课笔记,竟有厚厚几大本。显然这为他们毕业后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立了一定的基础。
“勤奋出人才”。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几届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都很快适应,许多人成为教育骨干和优秀教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有的被提到市县一级担任领导职务,有的因教学科研成绩卓著获得崇高荣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们对母校都十分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