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由于地盘变小，税基减少，更加依赖增加税负和发行纸币（南宋的纸币叫会子）。比如四川的盐课，由八十万贯，增加到四百万贯，酒课从一百四十万贯增加到六百九十万贯。所以当时在四川担任宣抚处置司随军转运使的赵开曾经对枢密使兼宣抚使的张浚说：“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
从南宋建立以后八十年，纸币增发了六十多倍，仅四川就发行纸币八千万贯，使得纸币不断贬值，最后失去信用。南宋的铜钱发行量远远小于北宋，常年在每年十五万贯左右，而北宋高峰期可达年一百五十万贯。
这样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就严重不足。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到淳熙末年（公元1189年），财政总收入（含非货币收入）高达一亿贯，基本和北宋持平。可是，南宋一直有恢复北宋失地的愿望，并发动过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两次北伐都失败了。尤其是隆兴北伐，是南宋财政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开禧北伐更是给财政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同时官僚集团的规模和北宋相比有没有太大精简。因为和金的敌对关系，南宋保留了一支数量高达四十万人以上的常备军。
这些都对财政构成沉重压力。南宋的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0%，比北宋还低（30%），非农业税（包括商税）等高达80%，这是除进入近代化的清帝国以外，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王朝。但这一切都无法躲过中央帝国的宿命：财政扩张导致陷入财政困境，行政效率降低，统治能力下降。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会子发行达到了六点五亿贯。政府完全失去了对纸币的控制。
为解决金融危机和财政困难，贾似道主持了一次土地国有化和金融改革，即公田法和关子换会子。所谓公田法，就是政府出资从富户手中购买农田出租，利用这些农田的租金，养活军队，补贴财政。然而政府没那么多钱购买公田，只好靠多印纸币，这就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政府也经营不好公田。
所以公田法引发社会经济的巨大混乱。关子强制兑换会子为一比三，只能兑换十八界会子，十七界作废，这让政府彻底丧失信用。金融危机加剧，财政在泥沼中越陷越深，这就敲响了南宋帝国的丧钟。南宋再也无力抵抗蒙古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