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武装力量可分为兵、勇、丁三个层次。兵即八旗和绿营兵，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其数额、编制、薪饷、防区均有定制，故称国家经制之兵。
勇即经费出自政府的官勇，有事临时招募，事过遣散归籍，数额、编制、薪饷皆无定规，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故其数量、装备、地位都不能同八旗、绿营相比，常受兵的欺压。丁即散处城乡各地的团丁，它属于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实际上是半兵半民的民兵。嘉庆初年清朝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团练武装曾发挥过很大作用。
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初，清政府对团练武装寄望甚厚，曾专门发布谕旨，刊刻有关文件，令各地官绅参照办理，并先后任命数十名在籍官员负责团练事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勇营却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不仅团练武装无法比拟，而且将国家经制之兵八旗、绿营加以淘汰，取其地位而代之。这对清政府来说，确实有点“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味道。
清政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招募勇营，本是久已通行的办法。鸦片战争中曾在广东沿海招募过一些水勇和陆勇，战争结束后就随即解散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初，就有勇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
清朝官员江忠源率领的新宁勇曾与太平军屡次交锋，蓑衣渡一战使太平军遭到惨重损失。农民起义军叛徒张国梁统带的潮勇更是长期同太平军厮杀，成为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和春的主要帮凶。
但是，这些勇营人数不多，编制各异，经济上没有独立可靠的饷源，军事上不能独当一面，虽有一定战斗力，却始终没有改变其作为绿营附庸的地位。勇营后来所以成为支撑清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并以一种新的军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主要原因应归之于曾国藩的军制改革和湘军的创立。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九年(1849)擢升礼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母亲去世，回籍丁忧，同年冬天奉命协助巡抚办理湖南团练事宜。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腐败不可用，根本无法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团练武装更无法对抗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办理不当还可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激起农民更广泛的反抗。
因而，他把希望寄托在勇营身上，主张招募朴实健壮的山区农民，编练成军，独力担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他认为绿营兵的主要弊病有四:一是欺压文官，不听指挥二是纪律败坏，骚扰太甚三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斗，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四是胜则争功，败不相救。
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薪饷太低，差役太重，训练太差一是军事体制不良，调遣成法不善。薪饷低则士兵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离营贸贩，遇有操点，辄雇人顶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