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蔬菜最缺的地方

茶叶、丝绸和瓷器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贸易“王牌产品”。

一、茶叶：东方树叶飘洋来

茶的出口主要是从唐朝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的品类、饮用方法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方的广大地区也成为了稳定的茶叶主产区，陆羽的《茶经》更是光耀千秋，正是积累了以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出口茶叶。唐朝包容的文化更是为茶叶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强邦交忙”，盛唐时期，亚洲各国商人、使者、留学生纷纷来唐，而唐人的足迹也遍布亚洲，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出口。同时，唐也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源头。

宋朝是中国海商出口茶叶的一个高峰，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客观上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海上丝绸之路又有着离茶叶产地近的优势，因此宋朝的海上茶叶贸易迅速崛起，南宋以后甚至成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这一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到西亚后，又从西亚被带至欧洲，引起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注意。同时因为宋朝不占有战马产地，“茶马贸易”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在西南地区，我们仍能发现茶马古道的遗迹。

明朝时期，除了茶马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销量不断增大外，中国的茶叶出口还出现了一个大事件：万历三十五年，中国茶叶首次销往荷兰，这是中欧直接茶叶贸易的起点，此后，荷兰、英国等国陆续开始大规模从中国进口茶叶。

清朝，中国的茶叶出口达到了顶峰，乾隆的全盛时期，欧洲商船直接从东南沿海进口茶叶，而晋商则把茶叶从陆路贩向沙俄和东欧，这一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值占到了出口总值的接近九成，大量茶叶出口，换回海量白银，本不产银的中国也因此成为了“白银之国”。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近代国内频繁战乱、西方工业革命等诸多原因，茶叶销售到清末也丧失了优势。

二、丝绸：神秘的软黄金

中国出口丝绸的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在历史上，丝织品如绸缎等，也曾在中国内部发挥过通货的作用。早在汉代，丝绸制品就是中央帝国出口的王牌产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因此得名。

两汉时期，通过中间商，中国就已经开始向欧洲输出丝绸。唐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中国南方地区逐渐成为丝绸的主产区，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领先，中国人在养蚕和丝绸制作工艺上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样就使得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直到宋元之间，丝绸依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而更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丝绸技术的扩散。公元初，丝绸技术扩散到朝鲜和中亚，而罗马帝国则直到六世纪中叶才掌握了养蚕的技术，此后，丝绸技术在全世界各个文明国家快速发展，其进步还在亚欧大陆带动了纺织、制衣、印染等多个工业门类的发展，对人类整体的技术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在纺织和印染工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中国则裹足不前，所以清朝中叶以后中国丝绸产品对西方国家已无竞争力，中国成为廉价原材料——生丝的出口国，高昂的附加利润则被洋商获取。

三、瓷器：冰肌玉骨从土出

瓷器是中国出口的又一利器，最早的瓷器出现在东汉末年，而最早出口瓷器的记录目前则可以追溯到唐代。最初的出口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在国内制瓷技术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瓷器的出口也逐渐得到了大发展。

宋元时期，东来的外国海船往往携带大量瓷器西返，这一时期，西返的瓷器，往往是以使用性质的粗瓷，工艺品则以龙泉窑最多，江西瓷器也由此开始崛起，因其地域靠近福建和浙江沿海，利于出口。

而在明代以后，随着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工业中心的形成和中国制瓷工艺的进一步成熟，大量精美、昂贵的瓷器开始出口欧洲，甚至出现了当时上等的中国瓷器和黄金等价的奇观。乾隆时期，中国对欧洲的瓷器出口达到巅峰，同时，部分欧洲商人和上流社会还开始从中国订制瓷器，因此出现了很多按照西方人审美和要求，绘有西文字母和欧洲图案的出口产品。

而在道光之后，欧洲制瓷工艺进步迅速。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维奇伍德在白瓷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1782年，欧洲使用蒸汽机进行生产。这些重大突破，很快将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不再从中国进口瓷器。

19世纪晚期，列强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其他可供瓜分的地方少之又少。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海外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获益使列强眼红，同时为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契机。

过程：1897年11月，德国抢租胶州湾，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1898年，俄国抢租旅顺大连，把整个长城以北和新疆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抢租威海卫和新界，把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之前以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岛屿）。1899年的今天（11月16日）法国抢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及附近海域），把两广和云南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企图聘借其强大实力扩大其在华影响力。

先说结论，爱尔兰的气候相当于我国的青岛，爱尔兰位于欧洲西部的爱尔兰岛上，是一个西欧国家爱尔兰的气候，主要受到海洋影响十分的明显，形成了一种全年温和降水较为均匀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因此，爱尔兰的气候适合居住，并且十分宜人。

五种精神"就是：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它要求我们党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2、"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它要求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断把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推向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3、"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要自强不息，励精图治，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断攀登事业的新高峰。时刻清醒地牢记，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4、"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它要求在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使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在全党蔚然成风。大力倡导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尽心尽责的良好风气，坚决反对和抨击做官当老爷，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空谈误国的坏作风。

5、"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它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装着人民和党的事业的品格，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清正廉洁，兢兢业业，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

"五种精神"是对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和全社会应当具有的精神风貌的高度概括，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党员，尤其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品格的培养具有具体的指导作用。

衡阳、重庆以及昆明

1946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令，正式命名在抗战中牺牲最烈、贡献最宏的的衡阳市为“衡阳抗战纪念城”，衡阳自此成为中国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

衡阳抗战纪念城是为纪念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英烈而建，现纪念城主要由衡阳抗战纪念城碑、纪念堂、抗战牌坊、记功亭、忠勇亭、和平钟、抗日文化墙、衡阳保卫战铜铸群雕像等纪念设施组成。

2002年被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建设历史：

鉴于衡阳抗战的悲壮，衡阳市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决议，以议长杨晓麓为首，副议长欧柄堃和参议员王继武、万衡、王炽昌等五人组成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请愿。杨晓麓为此亲撰了请愿呈文。

请愿团一行于1946年10月20日由衡阳启程，中央新闻社即行全程跟踪，向国内外发布电讯。

10月31日到汉口，晋谒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营主任程潜，极蒙嘉许，即为电请行政院长宋子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国防部长白崇禧、总参谋长陈诚、内政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给予有力之主张。程并允于晋京时力为先容，面恳蒋介石批准建设。

11月6日到南京，旅京同乡百余人集会欢宴，极为热烈，京沪各报均发布新闻，一致倡导。随后杨晓麓等又一一晋谒在京党国各元老及各院部会首长，拜请垂顾并惠允支持。

12月5日，由杨晓麓主持并演讲，召开了盛大的京沪记者招待会，赵恒惕、张炯等出席讲话，新闻界代表先后发言，均愿力促其成，以奏事功。自后京沪各报社均以显著地位或刊载新闻，或出特刊，或著社论 ，一致声援。

12月10日，杨晓麓一行至国民政府请愿，除送呈请愿呈文外，并附呈衡阳抗战之损失及建设计划和第一期建设纲要，当由文官长吴鼎昌代为接见。同日，国大代表左舜生、谷正纲、胡庶华等132人，又联名呈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早赐核准。

蒋介石收到呈文后，深予重视。1946年12月15日，蒋召见杨晓麓，随即于18日颁发三项电令，除核准“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外，并于同日分别电饬行政院和国民代表大会左舜生等联署代表，准由中央一次性拨付巨额建设经费200亿元，重造衡阳。

抗战纪念城的全面规划和建设，因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进入生死决战，随之政局遽变，未及实现。

1952年，纪念堂、纪功亭的名人碑刻全部被毁胜利牌坊上杨晓麓题署的“胜利”二字，改为“解放”纪念塔上蒋中正题颁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被剔，改为“衡阳解放纪念塔”。

1982年，恢复“衡阳抗战纪念城”原名。

2007年对现存民国纪念建筑进行修缮，复原蒋介石题署的碑文。

英雄城市：

衡阳成为中国政府唯一命名的抗战纪念城，不但是地方人民当之无愧的城市品牌和历史荣耀，也是无地域无党派之分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集体荣耀。重拾一个城市的记忆，也是重构一个国家的完整记忆。

在八年抗战中，衡阳，是当时全国仅有的18个省辖市之一。因其处于通往西南的公路网中心，其机场又是东南和西南空中航线的中间站，且为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更因地处粤汉铁路和湘桂黔铁路的接轨点，是西去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的唯一铁路通道，故为西南的门户和军事咽喉。

从抗战第二年（1938）武汉失守时起，衡阳成为与重庆、昆明并列的战时中国三大中心城市，其税收列为全国第二位，因有“小南京”、“小上海”之称。

其境内的南岳成为全国抗战的总司令台，蒋介石在此举行过四次著名的“南岳军事会议”。此外，国共合作的南岳游干班开办于此，全国最大的“忠烈祠”和抗日将士总神位也构筑于其山之麓。

同时，以湘南重镇衡阳为战时中心的湖南省，自武汉沦陷后，将妄图向西南和东南亚国家进犯的日军，死死地拖在湘北之境长达六个年头。

在这六年里，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最前沿的中心城市和坚强军事堡垒，衡阳城岿然屹立于世，其多年遭遇着日机的狂轰滥炸，更上演着一幕幕中国与盟军机群腾空拼杀来犯之敌，并主动袭击武汉、上海等敌占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这些，尚不足以彰显衡阳在中国抗战史、近代史中之光荣与悲壮。

1944年和1946年，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衡阳，并为这个英雄而悲怆的城市战栗。

在1944年即抗战胜利前一年，衡阳首当其冲成为日军“ 1号作战计划”中打通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攻击目标。6月下旬，这里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城塞争夺战，史称“衡阳保卫战”。

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守城的爱国将士和衡阳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10倍于我之敌血战长达48天，声崩雷电，气吞山河，惊天地而泣鬼神。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蒋介石则书之为“全世界稀有之奇迹”。

此役被誉为“论功侔于苏联史丹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场屠城之战，衡阳近5万幢房屋只剩下完整的5幢，是中国境内唯一被日军炮火全部炸毁的城市，与德国汉堡同为二战中破坏程度最大的都市。不仅如此，大兵之后，又逢凶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至次年，衡阳又遭受到百年未遇的旱灾，中国和联合国官员勘灾所见，咸认“衡阳灾情，世界第一”。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饿殍遍野，惨绝人寰，竟密布着战后地球上最密集的200万坐以待毙的饥民群体，其中衡阳市县即达44万之众。

这是那场民族圣战中一个最为伟大的英雄城市，又是在战时被夷为平地、战后濒于灭绝之境的最为悲惨的湖湘文化重镇和千年文明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