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是一个充满乌托邦话语和救赎技术幻想的时代。对俄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和苏格兰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来说，电网及其所具有的分权性质，提供了人类自治生存的新形式，它能够消除劳动和娱乐、脑力和体力劳动，以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立。电网的出现意味着，在早期机械化工业帝国时代之后，一个新技术时代即将到来，它标志着大同、透明社会的出现。
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在《乌有乡消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未来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重新把它论述为理性革命的结果。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将以史无前例的机械化，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莫里斯认定，只有物质基础的变革才能够为文化的变革开辟通衙大道。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理想，作为文艺理论家、诗人、画家兼社会主义联盟发起人之一，莫里斯准备接受艺术的暂时性衰退，以便在那个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腐败中解放出来的未来世界中重建艺术，那时艺术将回归其纯粹的自然美。机器则用于把人类从不愉快的艰苦劳动中解脱出来。
美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在188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回顾》的小说中，设想了一个工业一律国有化的社会，他预言了他称其为“集体电话”的广播，认为广播将被用于激励每个人进入工业大军，以创造一个富裕的大同社会。
1872年，自由主义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发表了一部作品，反对把技术视为拯救社会的源泉的工具论。在他的乌托邦小说《埃瑞洪》( Erezvhon )中其书名就是颠倒了乌有乡(Nowhere)的字母顺序而成，他提出了在技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人类主观性缓慢变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