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实证中国的早期文明距今五千年这么简单。更重要的价值,是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百年近代学术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以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会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原创| 2022-10-10 12:20:48 |浏览:0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实证中国的早期文明距今五千年这么简单。更重要的价值,是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百年近代学术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以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会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饺子,由馄饨演变而来,源于中国古代的角子,原名娇耳,汉族传统面食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由东汉南洋涅阳(今河南南阳邓州)人张仲景发明,最初作为药用饺子,又称水饺,深受中国人民喜爱,是中国北方民间的主食和地方小吃,也是年节食品,有一句名言叫做“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饺子多用面皮包馅水煮而成。
当时饺子是药用,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材用来治病(羊肉,胡椒等),避免病人耳朵上生冻疮。
遭受百年屈辱,欧美列强亡我之心不死,日本弹丸之国从没放弃吞并我大中华的野心,中国国内各种邪恶势力并未放弃亡党亡国之念,各地受地域条件所限,共同富裕目前条件不是很陈熟!
中国原来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太大,工业基础,科技等等一系列的,都促使中华民族在探索中必须团结一致,居安思危,共同进步,共同富裕!!
从物质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将人本身置于中心地位,“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离不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中华文明也具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精神,持经达变、与时偕进的“时中”气质,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异己的“中和”法则,这些精神传统在当下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避免僵化思维,进而发挥多元共通的交融优势,确保经济转型渐进平稳而非激进动荡,确保经济发展多元共融。
中国自古就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具有浓厚的政治意涵与公共属性,儒家伦理与殖产兴业并行不悖,“义利之辨”为经济生活注入浓厚的伦理品质在道家的政治理想和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治理者“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儒家和道家的经济理念有殊途同归之妙,在历史上一脉相承,使治理者积极介入生产分配各环节,有力统筹整合各地域和各阶层经济生活,在节流和开源之间、安全和财富之间、局部和全局之间、眼前和长远之间努力维持平衡。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拥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国家治理思想资源。中国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根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惯性,并高度重视“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积累了大量历史上行之有效、足以维系一个广土众民大国的治理经验,有效处理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课题。
从精神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拥有立德树人、人文化育、改易更化等人文主义柔性治理的精神特质。
即便是深受西方列强压制的晚清士人,依然对实现富强与追求王道有清醒认识,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在力求富强的过程中,依然对王道有坚守有追求。
在孔子时代,果敢质朴的北方之强和宽柔忠恕的南方之强各有其强,二者本来是一种价值判断,也许孔子更推崇南方之强,也许他认为的理想状态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在现实中,只有在汉唐盛世的少数时期,儒家的理想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北方之强和南方之强共同构成了天下之至强。历史上,兼具二者之强的时代实为罕见。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超越地理方位、超越东西分歧、包容万方的文化强国。
从社会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家国共同体、礼乐共同体等共同体本位的鲜明特质而对于共同体中的个人,则追求“明明德于天下”,期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彰显其美德,彰显其在共同体中的主体性。这些思想传统,足以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儒释道三家都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人在价值理念上以“天人合一”为诉求,为实现这一诉求,历世历代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在探索实践,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些自古以来的理念诉求和实践探索,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中华文明孕育出中国道路,滋养了中国精神,不仅存诸青史,更泽润当下。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已然初步呈现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貌。当代真实的中国,是仁爱民本、立己达人、互惠共赢、稽古开新的中国。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更好阐扬中国文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一个和平的、文明的、可亲的中国。
其一、中华文明的固步自封。中华民族习惯了以我为中,对外邦向来不屑一顾,直到战火灼烧的皮肤,才开始对外部有所审视
其二、当政者的小局意识。当朝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不断地在道德和思想层面对人民进行束缚,使知识分子只知饱读诗书,一心入朝为官,缺少了对科学的追求,久而久之在民间便形成了以官为贵的思想,人民争先恐后的去读圣贤书,迎合当朝者的需求。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也被视为难登大雅的玩意,游离在朝堂之外,始终不能得到普及和进一步的发展,致使中华民族科学水平一直停滞不前,最终落后他人。
其三、民族的劣根性。中华民族习惯于从大处着手一件事情,而不去思考更加细微的东西,而儒家的尊师重道等一系列思想,更是将人民束缚在了一个被动的地步,缺少了对知识的主动追求,缺少了敢问几个为什么的勇气,自然就少了探索精神。以师为尊与科学的精神更是相违背,致使几千年来鲜有人能够跨越儒家和社会所设的无形的囚笼。
其四、中央集权制度的硬伤。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确实有一定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然而这种制度对中华文明的伤害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这种制度还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中央集权制度确实能够使一个国家安定,平稳,然而它在维持一个国家安定平稳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的抹杀民族的活力,这种制度最终将会导致整个民族的同质化,人民只能按当政者所想来行事。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从此步入了以权力为一切的时代,权力太大,使得每个人都想拥有权力,使得权力成为了衡量人价值的唯一标准,由此中华民族的根基就在一点一滴中慢慢地被动摇,被腐化,人民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均与原来发生了偏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生命力最顽强的人类文明之一,中华文明还是从古至今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又年轻的文明。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对于我们坚定文化与文明自信及理论与道路自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华上古时代
中华文明即中国历史,起源于中华上古时代,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距今有五千多年到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了,其中九千年以前的历史,也可以归之于远古时代。
二、中华上古文明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华上古文明包括三皇时代文明和五帝时代文明,是在第二次农业革命(农业2.0)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
第一次农业革命时代是旧石器农业革命时代。
第二次农业革命时代是新石器革命和定居的普及化。上古文明的边缘地带狩猎部族进化为游牧部族并发展为原始游牧国家的时间,要远远晚于先进的农业文明国家,所以游牧文明往往是后发达次生文明。新石器农牧革命的第一个高峰,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一统帝国——黄帝帝国的出现。随着奴隶制夏帝国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文明逐步让位于青铜器器时代,第三次农业革命——金(铜)石并用时代来临了,中华上古文明进入了中古奴隶制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