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国情存在若干相同特征的同时，两国间的差异更多且尤为重要。综合起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两国政府主体的性质不同
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只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实权掌握在幕府首领征夷大将军手中。
幕府之下全国有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大名”负担幕府规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上，却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权力。
“大将军”和“大名”手下分别豢养着大批“武士”，这些名为“武士”的世袭职业军人分别听命于“将军”和“大名”。
日本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居民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称为“秽多”、“非人”的所谓贱民，与四民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由将军到贱民，构成日本封建社会世代相传不能改变的等级身份制度。
显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实际上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
1868年，一批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推翻了幕府统治，重新拥立天皇为国家元首，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制度、兵制和地税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破除了过去存在的封建割据状态，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废除等级身份制度，取消从业限制和行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为学习西方强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873年，赴欧美考察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的“岩仓使节团”出访归来后，政府内部经过一场有关国策的辩论，主张先治理国内、发展产业、增强国力，再向外扩张的“内治优先”论者（主要为岩仓使节团成员）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形成了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首、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为左膀右臂的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制定、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制度规章，同时利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经济现代化运动。
尽管中日学界至今对日本１８６８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有不同评价，但无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很难否定：这次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反封建割据、反封建等级制和要求向西方强国学习、推行经济现代化的势力取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为日本经济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日本明治维新
相反，同期在中国推进的洋务运动，却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强力运动。
